东西问丨郭中华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

2024年5月15日

作者：开云君
足球，篮球
评论：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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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评论（4条）

张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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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5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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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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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5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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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，更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的象征。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指出，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，在促进新疆（古称西域）与中原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马在中国文化中拥有悠久的历史，人与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，这使得马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素材。从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”，到唐诗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再到宋词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以及元曲“古道西风瘦马”，马的意象贯穿于中国文学的长河，超越了其作为坐骑或交通工具的实际功能，成为精神图腾、情感寄托和人生写照，是连接诗人与时代、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。

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够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互动，体现在两个方面。首先，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。张骞出使西域后，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东西方交往日益频繁，涉马文学也因此与西域文化紧密相连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均记载了西域出产良马，特别是大宛“天马”，成为汉代诗赋歌颂的对象。汉武帝创作的《天马歌》等诗篇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“天授神物”，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，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开始将西域纳入其叙事体系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迁徙频繁，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持续不断。前凉在高昌设郡，将中原制度引入西域，同时西域的胡马也大量输入中原，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。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，如曹植《白马篇》中的“连翩西北驰”和张华《壮士篇》中的“乘我大宛马”，虽然是泛指，但“大宛马”和“西北驰”的地理指向明确，暗示了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。

唐代是涉马边塞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。一方面，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；另一方面，岑参、高适、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，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。尤其是岑参，他两次深入西域，创作了大量描绘当地风物和马匹的诗作，如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、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等，为边塞书写树立了典范。唐代之后，汪元量、陆游、耶律楚材、丘处机、陈诚、吴伟业、蒋平阶、纪昀等历代文人，也创作了大量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，还承载了作者对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，成为象征“帝国威德远播”的文学符号。诗人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提升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；而西域的马种、音乐舞蹈以及军事实践，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，形成了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。通过这种文学书写，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丽、人文风情独特多彩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。

其次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。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，龟兹乐、疏勒乐等西域乐舞，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、鼓角之声，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。唐代“十部乐”中就有五部来自西域，诗歌与胡乐的结合，使得涉马文学具备了文本性、表演性和仪式感，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的传播，甚至形成了长安“胡风”盛行的局面。同时，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。

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，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。尼雅、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，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文书，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汉文典籍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西域地区汉语与“胡语”并存，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，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。唐代名将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”，岑参诗中提到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河藩王能汉语”，耶律楚材也说“碧髯官妓拨胡琴”。元代更是涌现出贯云石、萨都剌等一批具有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，并形成了高昌偰氏、高昌廉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，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繁荣。在交通、生产、贸易、民俗娱乐等领域，马的身影无处不在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，中国的英雄史诗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渊源，而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歌谣谚语中，也常常出现马的身影。

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，马这一文学意象的现实意义在于其不断丰富和拓展的文化内涵。马在不同时期、地域和民族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，尤其是在以马背民族为主的地区，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。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，不断拓宽了文人的想象空间。中原与西域在涉马文学创作上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也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。

在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，已超越单一族群的界限，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，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、情感联结的核心意象之一，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。